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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2 02:09:15

                                                          今天,这一隔膜似乎变薄了。相伴科学而发展的技术已渐渐深入一般人的世界,科学似乎不再是实验室中一些学者的高深研究。平常人也已深切地感受到,过去基础研究的知识,其实对一般人的生活有至深至巨的影响。例如:高深物理研究,一且转入利用核能的技术可以产生核弹的灾难,然而,驾驭得当的核能又可为人类提供几乎无穷的能源。又如:大量化学制品投入农业,可以增加农作产量,减少病虫害,为人类造福,然而,所谓绿色革命的佳音,不旋踵即为其破坏生态环境而为人诟病。人文学界对于这些问题比较敏感,遂从哲学、文学、史学各个角度,开始仔细审察数理与生命学科在人类世界的角色。

                                                          据报道,新增通缉的2人为朱牧民及刘祖迪。其中朱牧民是非法“占中”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的儿子。据知,朱牧民在香港出生,中学毕业后到美国,持美国护照,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消息指,他与10日被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有关联。

                                                          赵立坚指出,全球化浪潮下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应当是百花齐放,绝不应该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美国一些人出于一己之私利,挥舞封禁大棒,到头来的结果只是作茧自缚,损人利己。香港国安法已实施一个多月,香港警方国安处昨(10日)拘捕乱港分子、“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其2个儿子、4名“壹传媒”高层及另外3人,涉勾结外国势力、违反国安法或串谋诈骗等。香港“东网”11日报道称,香港警方除通缉身处美国的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外,还通缉另外2名身处海外的涉案男子,包括之前已被传出被通缉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牧民。

                                                          科学家之中,也有些人有同样的敏感,警觉于科学研究是否充分地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有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审察科学家的作为及其思想渊源。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其变化与社会的制约。例如:牛顿的绝对真理及其自然律的观念,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源头。但是,牛顿这样的宇宙观,却又与其基督教神学的真神及神律有密切的关系。又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要基石,但是,社会进化论者将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一一都经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甚至,希特勒曾假借科学理论,进行其灭种灭族的罪行!

                                                          这一严峻的怀疑,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出现的文化系统论而同步展开。由欧洲历史发展的“现代世界”,植基于其时代以来的“理性"”信念。战后世界各地的接触较前频繁,许多欧美地区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佛教,都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单一真神信仰不同。诸种文化的接触与冲击,使犹太教、碁督教、伊斯兰教系统的宇宙观,不再视为当然。今天“现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说服力,“后现代”的种种观念与理论,其实是对于“现代”两字所代表意义的批判与反诘。这一浪潮的冲击力量十分巨大,不仅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方面有其影响,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对过去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作深切的反思。相对主义已经大张旗鼓,将五十年前其时的理性主义压得不能翻身。

                                                          凡此发展,都严重地削弱了一些大家视为当然的假定,理性与客观其实都有其局限性。现代科学自从西欧启蒙时代以来,这些行为有了长远的发展。科学家曾经有相当的信心,以为掌握了锁匙,终有开启宇宙大秘密的一日。今天的科学家较之五十年前已大为谦逊,他们逐渐了解到,实验室井不能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而自主,理性也如青鸟,似乎在又捉摸不到。

                                                          同样的反省,也见于社会学科的园地。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及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与史学,深受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诸人的影响。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不同的理论;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则是指陈了人类对于自身及人类社会的了解与阐释,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的影响。例如:韦伯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行为,受其社会地位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此观念削弱了欧洲文化启蒙时代对于“理性”的信念。理性不再是绝对的,则相对的理性又如何能是万世永恒?

                                                          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尝试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在去年发表一篇专论《美与物理学》(《廿一世纪》,1997年4月号),他比较两位物理学家狄拉克(P. Dirac)与海森堡的研究风格,将前者的简洁清晰比作“秋水文章不染尘”,而且借用唐代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中“出”与“性灵”来形容狄拉克直指奥秘的灵感。杨先生的文章甚似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借喻的手法,真是将文学的欣赏引进了科学。杨先生又指出,狄拉克的灵感来自他对于数学美的直觉欣赏,海森堡的灵感则来自他对实验结果与唯象理论的认识。他更指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是在茎处重叠的两片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最后,杨先生将物理学的浓缩性与包罗万象的特色,借用诗人布菜克(W.Bake)的诗句(陈之藩先生译句):

                                                          数理科学的方法学已进入人文研究领域,许多人文与社会学科正在普遍地使用量化方法,将个体的殊相冲销,并注意到群性的共相(也就是陈天机教授所说的,因个体集合而出现的群体特性)。量化方法已普遍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的内容分析。一些人文社会研究的宏观理论,不少是从群体线性上发展的研究。量化方法将数学带进了人类活动的研究中,也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上架了一座桥梁。

                                                          科学研究是否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